想进国有企业，四处活动托人情；想进事业单位，首先想到递条子……大学生就业季，这样的“关系学”竟颇有市场。

　　近日，有调查显示，超过两成受访大学生求职时动用过“关系”。而在山西太原，一个诈骗团伙4年来以帮忙找工作为名，骗得500个大学生近9000万元，原因也是迷信求职要“走后门托关系”。

　　找关系求职成为集体“潜意识”，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就业之难。的确，这个夏天，近700万高校毕业生走向社会，却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需求下降，“最难就业年”难免让关系也成为求职的核心竞争力。

　　其实，相比找工作难，更难的可能是“找到好工作”。在1比好几万的白热化竞争中，大家仍对国企、公务员等趋之若鹜。而虽然比例不断提高，但2011年选择自主创业的大学生还是仅占1.6%。去往西部、回到农村、扎根基层的比例，同样难让人乐观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看，“最难就业年”实际上是“结构性就业难”。说白了，就是难找到好工作、不愿做差工作。而所谓“好”、“坏”，在很多人看来，是靠简单地附着在工作上的“福利”差别来判定的。

　　一个基层环卫工人职位，引来众多大学生竞争；研究生、博士生毕业，却去当了城管。虽然常说岗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，但当不少大学生发誓“死也要死在体制内”，眷恋着所谓“体制内”稳定的工作、较好的福利时，就势必造成一些岗位“粥少僧多”，形成求职时的一种集体想象，也让寻找关系、制造关系、动用关系成了敲门砖。

　　不少从事乡村建设的单位，常常苦于找不到人手，因为“工作地点在农村，待遇也不高”。很多做出了成绩的“大学生村官”，也往往有“不被家人和同学理解”的心路历程。这也说明，就业虽难，就业的潜力却还很大，需要更好激发。

　　结构性就业难背后，是职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均衡问题。缺少了稳定的预期、看不到发展的前景、没有了基本的保障，一些本来很重要的职位，也可能门可罗雀、乏人问津。大学毕业生是社会宝贵的人才库，如果就业导向出现偏差，不仅不利于个人发展，更是社会资源的浪费。试想，一个社会学博士，如果选择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民间组织，是否远比当银行职员更能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？

　　找出原因，更需对症下药。如果能消除体制性“鸿沟”，引导“自我实现”成为就业第一选择，是不是会更有说服力？如果能为更多新兴领域提供政策支持，真正“行行出状元”，转变就业观念是不是会有更强现实依托？而如果高校教育更多对接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，实现“人才比例均衡”，结构性就业难是不是也能大为缓解？

　　这些，事关社会公平正义，事关国家长远发展，社会管理者不可不深思之、笃行之。